科学时报：当我们仰望星空——悼念杨嘉墀先生

[中科部落-www.buloli.com-文章ID:3265]     少年时期就与杨嘉墀先生为邻，真是一生的幸事。那时他家常有钢琴声飘进我的窗子，他的夫人是钢琴教师，经常弹的是一首赞颂星星的乐曲——莫扎特的《星光灿烂变奏曲》。我想，那一定是杨先生最爱听的。

    那时的杨先生经常骑一辆自行车上下班，风里来，雨里去。后来才知道，他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当过宾夕法尼亚大学副教授和原洛克菲勒研究所(现为洛克菲勒大学)的高级工程师。他在美国可是开着汽车到处跑的，为了回国，把汽车卖了，买了自行车。“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联想到现在有人为了金钱、权力、豪宅、香车不惜出卖良心，更是由衷地敬佩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

    杨先生的预见性让人叹服。他回国时带回了一台20吋大屏幕黑白电视机。那可是1956年，国内连一家电视台都没有，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电视机的模样。有人认为，他太超前了。谁想仅仅过了两年，北京就开始播电视节目了，而电视机只有前苏联产品，屏幕又小、样式又差，还只限“内部供应”，普通人有钱也买不到。这时，他的大屏幕电视机就闪亮登场了。如此一来，不仅家中无电视机的人跑去“蹭”电视看，就连家中有电视机的人也跑到他家去看，因为他的电视屏幕大。这台大电视是一个明证，证明他对中国的飞速发展有准确的预见，因此才会不远万里带回这么个“累赘”。

    “文革”期间，他的儿女也和那时的大多数城市知识青年一样，下乡插队去了。那时，“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歪理甚嚣尘上。大学被“砸烂”，教授被赶到农村去劳动，提到“知识分子”都要在前面加个“臭”字。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中国好像一趟驶入了漫长隧道的列车，不知何时才能重见光明，上大学更是连想也不敢想。可是杨先生不一样，他对“文化大革命”中断教育非常不满，他一直坚信，这种混乱的状况一定会结束，那时，建设和发展将需要大量的人才。因此，他要求儿女们在农村坚持学习数理化和英语。当时，根本没有新的教科书、参考书出版。不过，旧书店倒是堆满了旧书，有抄家抄来的，有下干校时不得不卖掉的，有认为知识分子再无出头之日被迫“割爱”的。杨先生就到旧书店去“书海淘金”，淘到适用的，就给儿女们寄去，要他们在工余和农闲时，见缝插针地学习。他还要儿女们认真做习题，有问题就给他写信，他再回信一一解答。农村条件差，邮路不畅，往返信件经常要一个来月。可是这种“函授”从来没有断过。他的儿女们就凭了这样的“函授”，在几年的插队生活中，学习了物理、化学、数学、英语。当“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时，他们都顺利地考入了大学。这件事证明的不仅是他重视知识传承，更证明了他的预见性。

    因为那时都恪守严格的保密制度，我并不知道杨先生的具体工作，只知道他搞的是“上天的东西”。“两弹一星”研制过程解密后才知道，他在“两弹一星”研制中，表现出的预见性和独创性，更是让人敬佩。当年，他回国时还带回了一种“光电倍增管”。一般人看不懂这东西有什么用。不料到了20世纪60年代，为了测量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数据，急需要研制高精尖仪器。不仅难度很大，而且时间很紧。可是他却带领科技人员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任务。秘密就在于用上了他带回的光电倍增管，免去了自己试制的周折，争取了时间。这又一次证明了他的预见性。

    1975年11月，我国的第一颗返回式卫星运行不到一天，星上的氮气压力突然减少。如果继续下去，就会给卫星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专家们惋惜地决定，只能让卫星提前回家了。就在提前返回的指令将要发出时，他经过缜密计算后提出：气压降低并不是氮气减少了，而是因为外层空间太冷造成的。过一段时间就会恢复正常。坐镇指挥的钱学森大胆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让卫星继续在天上运行。在北京迎接发射队伍凯旋时，钱学森高兴地对他说：“你为祖国立功了!”可是谈到当时承受的压力有多大时，他只是说，他独自在渭南测控中心的小山上呆了一天。

    20世纪70年代末，关于“自适应”的理论研究在中国刚刚开始。不少人认为搞航天工程的研究所没必要赶这种“新潮”，但是他却力主进行研究，他说：“现在的卫星没那么复杂，用不到这些东西，但将来的卫星一定会用得到。”他还指导他的学生吴宏鑫(现中国科学院院士)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后来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自适应”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在“神舟”号飞船的控制上，就运用了这项技术。

    杨先生是一个性格沉稳，“三句话并作一句话”说的人。可是他尊重人、理解人，对人充满了关爱。1969年1月，他的儿女和邻居们的孩子都要插队去了。那时正值十年动乱，大家的处境都不好。加上住在他楼下的郭永怀先生又刚刚牺牲，邻居们的心情都不好，没有什么人想到这时应当留个影，是杨嘉墀招呼邻居们出来，在楼前照相留念。他亲自按动快门，为大家留下了一张张珍贵的照片。现在，当年照片中的孩子都已年过半百，看到这些照片，更会感激杨先生。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人的关爱和他处乱不惊的胸怀。

    1968年，北京礼花厂的青年女工王世芬为了抢救国家财产被严重烧伤。医生们为了挽救王世芬的生命，不得不施行截肢手术。周恩来总理指示要为王世芬安装假肢。于是杨嘉墀、戴汝为、胡启恒三位专家就被派到假肢厂去落实这项任务。出于对周总理的尊敬，更出于对青年女工的关爱，杨嘉墀决心为王世芬研制最好的假肢。1969年，我回城探亲，到他家去看望他。他竟给我讲了近一个小时的假肢研制工作，那是用生物电流控制的假肢，可以由人的大脑支配它的活动，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他讲得那样投入、那样详细，好像完全忘了我不仅是外行而且是晚辈。他对事业的投入、对解救残疾人痛苦的热情和真诚溢于言表，让我深深地感动。

    前两年，为纪念我国两弹一星元勋、卫星研究院首任院长赵九章先生，有媒体记者采访杨先生。他拿出了一张珍藏的赵九章先生照片，深情地回忆了这位最早提出中国应当研制卫星的功臣。想到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中，赵九章含冤而死，有的人唯恐避之不及，而杨先生却冒着风险把这张照片一直珍藏着，我更是感叹，这轻轻的一张照片，承载着多少浓浓的情谊!

    杨先生是一位实事求是的人，前些年，某出版社要出版一套“两弹一星”丛书，他们约请了一位作者为他写传。“文革”中，他家挤进了三家新住户，四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于是高级住宅变成了“大杂院”。作者根据当时普遍存在的“左”的风气，就在书中写到，那些新住户不尊重杨嘉墀先生，给杨家带来了很多麻烦。杨先生和他的家人知道后，马上和出版社及作者联系，请他们修改。因为那些新住户虽然给杨家的生活造成了不便，但他们对杨先生还是尊重的，许多邻居还和他及他的家人成了朋友。更何况依据当时的情况，高级住宅变成“大杂院”并不是那些新住户的责任。

    杨先生的家庭美满和谐。他有一双儿女，女儿聪慧美丽，儿子睿智灵悟。杨先生还没有那么忙的时候，常常在周末的下午和全家一同去颐和园游玩，因为这时颐和园的游人开始减少，比较清静。一家人在昆明湖中荡着轻舟，活泼的儿子抓着缆绳，跟着小船在水中畅游，直到夕阳将尽、晚霞满天。那是多么惬意的时刻。可惜随着他越来越忙，这种快乐的时光也越来越少了。为了祖国的发展和“两弹一星”事业，他和家人不惜舍弃天伦之乐。

    杨先生晚年虽然身体不大好，但还是牵挂着国家之事、航天之事。他曾和一些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关于如何更好地应用我国人造卫星的建议，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当“嫦娥”绕月工程被媒体广为宣扬时，有些人认为，中国没有必要和美俄这样的航天大国一起到月亮上去“作秀”。但是早在1997年，一份由杨先生修改过的论证报告就说：“月球上有丰富的矿藏，如钛、硅、铝、铁和氦-3。氦-3是重氢—氦3核聚变反应理想的燃料，地球上极其稀少珍贵。估计月球氦-3贮量可供人类使用7000年，有潜在的巨大经济意义。”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能源的重要，谁还能再说登月只是作秀呢？

    一段时间以来，杨先生身体欠安，他的亲人、朋友、同事、学生都默默祝愿奇迹能在他的身上出现，如同他创造的许多奇迹一样，但非常令人惋惜的是，奇迹没有出现。祖国和人民失去了一位“两弹一星”元勋，一位杰出的战略型科学家。但是，当我们仰望星空，看到祖国的卫星和飞船邀游于天际时，我们还会看到他。他将永远和祖国的航天事业在一起，永远和爱他的人们在一起。他是一颗永远的亮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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